卢荻 | 为什么经济增长目标要定在5.5%？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的《经济增长目标5.5%——判断和意义》一文。

2022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这个目标的设定，考虑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乌克兰危机冲击的短期因素，也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世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长期趋势考虑在内。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投资增长停滞成为中国经济自进入“新常态”以来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性经济体，中国保持5.5%的中高速增长率，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原载于《明报》2022年4月1日，由作者授权转载，感谢卢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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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目标5.5%——判断和意义

◉卢荻

在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这个目标包含多重考虑，也显现出多重意义。

考虑因素包括长期趋势和短期震荡，前者主要是这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增长逐渐放缓、以及世界发展自2008年之后的长期停滞，后者主要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可能前景、以及乌克兰危机的系统冲击。意义方面，5.5%的增长率，按照官方说法是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相对于新常态之前三十年的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而言。而中高速增长能在今年实现并在未来一段期间持续，将使得中国经济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站稳下来，同时也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面对短期震荡的判断

如果说5.5%是接近中高速经济增长区间的下限，那么，这个目标的设定，确实是考虑到短期震荡的可能性或至少是不确定性。之前的疫情下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2020年的2.3%和2021年的8.1%，两年平均是5.2%。今年设定的目标稍为提高，这是判断疫情（加上乌克兰危机）的冲击，其程度应该不会超过之前两年；不过，既然是接近区间下限，却也是意味着审慎的态度，以及相应上必须有所准备。

作为对照，国际货币基金在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对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是低至4.8%，这还是在尚未出现乌克兰危机时做出的预测，意味着对中国经济经受疫情考验的前景很不乐观。基金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在当时就指出，面对西方国家从而全球范围纷纷转向与病毒共存，中国的动态清零势必愈来愈难以为继，继续下去将是成本飙升和成效大降，结果始终是经济大受打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2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概览

《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对审慎乐观判断，其凭借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短期因素，透过之前的努力“积累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这包括愈益科学精准应对疫情的条件。另一是长期因素，经济发展趋势的“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换言之，经过近十年的逐渐放缓之后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确立。

疫情毕竟将会过去，长期趋势因此才是根本，那么，“新常态”近十年后，中国是否真的已经确立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长期趋势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可以作为探讨长期趋势的切入点。按照他的判断，从基本层面或潜在能力看，中国经济在2035年之前有可能年平均增长8%。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按照日本和“四小龙”的历史经验，当它们达到中国（大陆/内地）今天的相对于核心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之后，还能在相当一段期间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因此，这个情况同样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林毅夫说，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角度着眼，潜力能够发挥多少则决定于需求侧，这好像是面面俱到。然则，他将需求因素简化为短期冲击或波动，这是教科书式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的典型论断；即使他进而将需求不足因素扩及微观层面的市场失效，这也还是不离新古典传统的新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断。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并非不证自明，例如，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都认为，宏观需求不足应该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长期常态，关键是利润导向的投资内在地具有偏离“潜力”的倾向。

▲亚洲“四小龙”

日本和“四小龙”当年的高速增长，除了因为东亚地区的特殊历史条件即1980年以前的冷战红利和之后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基本上是有赖于世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生产扩张。

而今日世界却是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其核心特征是经济金融化、投机性活动挤压生产性活动，系统性需求不足因此更加是长期常态。那么，今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约，抑或是它本身就已经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

是新自由主义本身，还是新自由主义冲击？

中国经济自进入“新常态”以来的增长放缓，其直接因素无疑是投资增长停滞，这是由于投资在短期上是宏观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上则是生产能力扩展、技术进步的源泉。政府的经济决策具有反周期倾向，往往要透过财政支出推动基础建设投资，无奈全社会投资的增长停滞趋势始终难以扭转，因为在其中所占比重过半的非政府投资是利润导向，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下非政府投资始终是活力不足。

理论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经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年代尤其是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这两种理论之间却又存在着一个根本分歧，即，关于金融化与利润率下降孰为因果问题。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金融化是因，透过挤压生产性活动削弱创造利润的基础，从而，要让经济回到正轨就必须抑制金融化，也就是必须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才是因，这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顽疾，金融化只不过是结果。

相关学术文献中有一个近乎共识的判断，即，中国经济的总体利润率自2008年以来确实是趋于下降，这切合后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预期。然而也必须留意，在此期间，工业利润率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节节下降，至少其水平是远远高于“新常态”之前，而工业部门正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性部门的主体部分。

由此可以判断，在此期间出现的经济金融化、以及投机性活动挤压生产性活动的现象，并非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的内在特性，更有可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进而申论，中国经济的特性更符合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断，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马克思经济学论断所指向的那么根本、深层，也就是更有可能透过政策和体制改革压抑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克服发展障碍。

中国经济增长关乎全球

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早在2019年就接近美日德三国的总和；至2021年，因为抗疫的成败差异，更是一举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加”七国集团的总和。拉长时间跨度看，比较2020年与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在世界的比重高达49%，再拉长至2021年相信比重还要提高。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关乎全球，上文提及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的评论，其关注重点就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放缓将会严重打击全球经济。

▲1998年-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际货币基金的偏于悲观判断，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慎乐观，其实有个共同前提，即，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仅是在于全球疫情下的短期表现，更根本是在于2008年以来的全球衰退趋势。换言之，以生产性为主导的中国经济，正是抗拒全球范围的金融化、投机化的中流砥柱；际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摇摇欲坠阶段，其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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